1 引言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制度变迁的深度、广度是当今任何体制转轨国家难以比拟的。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及对宏观环境敏感的中国旅游业,受制度结构与产业政策影响很大。中国旅游的发展实际上伴随着许多相关制度的演变与创新,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明显地与制度变迁相联系,其释放的能量是影响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差异程度的重要原因。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和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更是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国家基础的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因此,完善的制度是中国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的保证和重要动力,而已有的研究较多地从区域旅游资源禀赋、客源市场、地理区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视角探讨旅游业发展的原因,弱化了制度因素在旅游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研究成果不多。 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制度可以看作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诺斯,),是社会中个人所必须遵循的一套行为规范。根据不同的划分方法,制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其与旅游业的从属关系划分,可以分为旅游内在制度与旅游外在制度;从制度的正式性划分,可以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旅游内在制度,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的旅游管理体制和政策及旅游行业和企业管理制度等,旅游外在制度包括一切与旅游相关的外部制度和政策,如宪法秩序、行政区划体制、土地制度等。本文分析的制度内涵较为宽泛,从影响旅游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到具体制度安排,涉及外在正式制度和内在正式制度,通过对此类相关文献的搜索和分析,研究不同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背景下的旅游业发展情况,为我国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在制度政策制定与创新方面提供理论依据与启示。 2 国外制度与旅游发展相关研究 2.1 旅游发展政策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分析影响旅游发展的政策,以期构建适合于旅游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申葆嘉(1996)较早地论述了旅游政策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时间较短,只有通过具有开拓性的领导、创新的研究和学术探索、行业合作和政府认可,才能在世界经济和社会政策中找到旅游政策的位置,并对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外两种重要的旅游政策研究著作进行了介绍:1990年埃奇尔撰写的《国际旅游政策》与1992年约翰逊和托马斯编辑的论文集《旅游政策透视》。在国外旅游政策研究缺乏足够重视的背景下,1995年霍尔和詹金斯的《旅游与公共政策》和1997年埃尼奥特的《旅游:政治和公共部门管理》是论述旅游政策方面为数不多的专著,专著强调结合案例,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述了旅游与公共政策及政府的关系。米塞尔以英国的两个地区为例,指出长期形成的旅游政策在面临有竞争的市场时需要重构,指出旅游政策和制度不能单纯地追寻经济利益,而应考虑区域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发展。爱德华多、皮尔斯、维农。从不同角度分别探讨了政府在构建合理的制度模式、制定相关政策以及与企业合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政府旅游行政管理政策应根据旅游需求和市场的变化而应相应变迁。 2.2 制度对可持续旅游影响研究 《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规定“评估目前关于可持续旅游的法规,并制定促进实现可持续旅游的政策”对可持续旅游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制定可持续旅游计划的优先领域之一。可持续旅游的基本原则对旅游发展是有利的,但真正执行起来比较困难,尤其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背景起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图森以发展中国家土耳其为例,指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及公共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旅游不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政治制度应优先考虑制定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政策,这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旅游的重要保证。布罗曼指出在旅游规划中,需要建立一个鼓励政府和社区积极参与的制度机制,制度创新和战略政策应符合形势变化和东道主社区利益,多考虑长远利益而不能有短视行为。 2.3 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影响研究 从旅游外在制度变迁的角度,开展制度对旅游业影响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实证意义。杰克森研究了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各个新的独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产生的影响,并以苏联的爱沙尼亚市为例,指出类似爱沙尼亚的地区应尽快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削除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的负面效应。阿里鲍等分析了基本制度和国家组织在旅游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了塞浦路斯被分成北塞浦路斯和南塞浦路斯两个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实体后,制度等内在因素是北塞浦路斯旅游发展滞后南塞浦路斯的主要原因,试图从制度角度解释那些不发达国家存在的问题,也希望通过制度的分析,有助于对类似塞浦路斯这样岛国的经济复兴和发展。 2.4 制度对遗产保护影响研究 国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是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外遗产旅游与遗产管理的研究非常重视制度和政策的保障作用,这些研究为实际管理中理顺和协调相关利益主体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霍尔等研究了近南极圈自然遗产旅游的管理,指出旅游管理政策的制定对实现该地可持续旅游至关重要。布瑞恩等对特尔斐历史遗产长期管理的主要限制和相关政策问题进行了研究,对遗产旅游发展的潜在策略进行了评估,讨论了制度有利于遗产的保护和管理。 2.5 制度对中国旅游发展影响研究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具有典型性,因此,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的影响引起了国外学者研究的兴趣,旅游政策及相关制度研究是国外学者开展中国旅游研究的热点。邹分析了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粤港旅游发展的新形势和政策推动因素,许多问题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转轨的大背景不可分。张等利用霍尔的旅游政策制定演进模型,从需求、决定、输出和影响4个方面演示了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在发展入境旅游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量。斯菲尔德等以西方学者的眼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文化政策与旅游业发展的脉络相关性。刘等撰写了《中国旅游》,该书从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面视角回顾了中国旅游发展进程,涉及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制度和政策的变迁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曲等研究了政府管理与所有权结构对中国旅游业市场导向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管制对市场导向形成的影响非常重要。 3 国内制度与旅游发展相关研究 中国旅游类学术期刊《旅游学刊》是研究旅游经济与管理方面的权威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制度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自1986年创刊至1999年14年间,与“政策、法规与制度管理”相关的文献是60篇;1994-2005年12年期间《旅游学刊》发表的文献,涉及制度与政策领域的研究文献增多,共有90篇。这12年期间的研究文献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研究数量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将制度作为影响旅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受到重视,从制度角度研究旅游逐渐引起学者关注,涉及领域也日益增多,2000年以后,与制度相关的研究文献快速增长,后6年的研究文献占总数量的比例约为73%。研究内容上,制度与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等旅游行业发展关系(40篇)研究文献占据了约44%的文献数量,旅游企业和行业管理研究文献也达到13篇,从制度变迁与创新角度,研究旅游企业与行业体制改革一直是研究热点,这有助于分析和揭示行业制度变迁对旅游业演化规律和发展方向的影响,为制定旅游行业和企业管理政策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依据,余洁等也指出2000年以后中国旅游研究对旅游行业体制方面的关注明显增加;从宏观制度环境角度研究制度因素在旅游业发展中作用的文献数量也较多(10篇),我国旅游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外在制度诱导和激励下的结果,分析政策环境对旅游业发展影响,对引导旅游产业健康发展和制定适应国家制度环境的政策有重要意义;随着旅游可持续发展观的兴起,旅游资源与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关系迫在眉睫,从交易费用、产权等基础理论方面,研究制度对旅游资源及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影响的研究文献逐渐增多(14篇);在制度与区域旅游发展方面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但通过对区域旅游制度变迁的实证考察,剖析制度变迁对实地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结合《旅游学刊》和其他资料文献,选择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对制度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大致梳理: 3.1 制度对旅游产业发展影响研究 旅游业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需要国家宏观发展政策的引导和保证,一个完整的旅游产业政策必须同国家总体产业政策相融合。何光日韦系统地梳理了从1949年到1999年中国旅游50年的旅游管理体制与旅游法制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贾生华论述了我国旅游产业的成长可以视作政府主导下的旅游管理体制演变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权力下放、企业激活、市场强化”的制度演变与旅游产业成长的模式。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和市场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的争论凸显了制度因素对我国旅游发展的重要作用,从我国旅游发展的历程而言,制度的安排、体制的创新和政府的作用是推动国家和地区旅游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旅游制度不完善和市场竞争机制还不能完全建立的前提下,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市场主导将是我国旅游业未来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3.2 旅游行业和企业管理体制研究 旅游行业管理体制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因,是国家宏观制度环境与旅游微观企业管理的中间调适器,适应并利用国家政策,准确定位国家和区域旅游行业地位和功能,制定正确的行业和企业管理制度,为旅游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贾生华分析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九五”时期我国旅游管理体制变迁的主要特征。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张俐俐将中国旅游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分为起步、发展、深化和创新4个阶段。钟新民等分析了行业管理主体――旅游局的作用和局限,提出随着旅游行业管理内容的变化,应建设旅游“大管理”的观点和思路。王大悟、郝索分别以上海、陕西为例,提出建立适合区域旅游管理体制的思路和构想。 旅游企业绩效与制度变革有着直接的关系,制度变革促进产权的多元化,有利于旅游企业绩效的提高,同时,旅游企业应充分利用公共制度提供的有利条件,提高自身的绩效水平。在中国经济制度的转轨期,旅游企业的成长模式是动态的,旅游企业的发展与制度改革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变化中发展,旅游企业在一定的体制环境中改革、发展创新,实现企业的成长;企业的成长又推动经济体制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3.3 制度对旅游具体行业发展影响研究 (1)旅游饭店业研究。中国饭店业的发展受到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轨因素的双重制约,在我国旅游行业中,饭店业是最早向外资开放的领域,其管理理念、手段和方法也是最早与国际进行接轨的行业部门,相应地从制度角度研究旅游饭店业的成果较多。秦宇分析了我国饭店集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过分强调资产纽带的重要性,忽略市场制度环境对饭店集团成长过程的制约和影响,在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背景下的中国饭店业中,我国饭店集团的发展轨迹没有体现出随产业规模扩大、层次提高而出现的内在组织结构变动要求,而是更多地随着政府产业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戴斌、楼嘉军等、吴三忙等学者结合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变化,系统研究了转轨时期国有饭店的绩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产权不清、管理体制落后等制度因素是中资饭店竞争力弱于外资的原因,国有饭店从饭店产业中退出具有客观必然性。 (2)旅行社业研究。中国旅行社业发展历史,从早期的政府机关附属机构到事业化编制、企业化管理,再从政府支持下的寡头垄断到目前市场条件下的垄断竞争市场,以及水平分工体系的形成,这一系列的变迁过程带着历史和旧体制的深深烙印,因此,中国旅行社业的市场化进程是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与诱致性混合变迁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较多学者意识到制度因素在旅行社业发展中占有重要作用,研究时间较早,成果较多。杜江对中国旅行社业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一般为旅行社宏观制度环境的变迁和旅行社行业重大的制度安排,并通过系统比较中外旅行社发展的制度环境,对中国旅行社制度环境建设提出了对策与建议。姚延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我国旅行社行业分类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指出旅行社行业分工制度应当以渐进的方式由水平分工体系向垂直分工体系过渡,而张凌云通过国旅集团体制改革失利和二类社的取消来说明在政府行政直接主导下,建立垂直分工体系的不可操作性,有效率的分工只能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因此,我国 旅行社业应尽快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制度,制定出全面开放市场的制度安排。杨军也分析了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市场有效性的根本保证。 (3)旅游景区管理研究。不同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结构对激励和行为具有不同的影响,从制度角度研究风景区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文献也较多。叶红指出我国风景名胜区开发与管理存在3个制度“雾区”,应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彭德成研究了整体租赁模式、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上市公司模式等不同的景区制度设计与安排是影响旅游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郑向敏以福建省旅游景区(点)经营权转让的5种模式为例,研究了旅游景区经营权转让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指出旅游景区(点)经营权转让亟待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 3.4 制度对旅游资源及遗产保护与开发影响研究 不同的制度安排对旅游资源与遗产保护产生不同的绩效。 制度安排与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资源衰减和生态环境恶化的障碍,制度失误是导致旅游资源不合理开发的主要因素之一,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关键在于制度建设,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齐子鹏等分析了我国目前的制度安排在旅游资源保护方面留下的缺口。较多学者将产权制度理论运用到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上。产权制度安排与旅游资源配置和开发利用效率关系密切,现有的旅游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已束缚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变革旅游资源产权制度成为必然的趋势。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应着眼于建立有效率的、多元化的旅游资源产权制度,保持旅游资源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保证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 制度安排与旅游遗产保护与管理关于我国遗产经营制度安排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移植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另一种是提出遗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王兴斌(2002)提出遗产所有权归国家,管理权归行政主管部门,经营权由市场运行,并建立监督保护体系,实行“四权分离”,其实质就是经营权转移。但是徐嵩龄从遗产的价值特性和权属特性以及遗产事业使命出发,评论了“四权分离与制衡”主张的不合理性,中国遗产旅游业经营制度应体现“中国特色”。张朝枝等认为遗产管理是由政府管理还是由市场经营的两种观点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解决问题的两种途径,其关键在于合适的制度安排。 3.5 制度变迁与创新对区域旅游发展影响研究 以区域为载体,从制度变迁与创新角度研究旅游发展尚少见,少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杭州、黄山、桂林等著名旅游城市和景区。郭鲁芳通过对杭州地区两县市旅游经济制度变迁的实证考察,剖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县域旅游经济制度变迁情况,两县市的旅游发展是两条不同的制度变迁轨迹,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性,初始的制度安排、社会文化制度及产权清晰的旅游经济制度对于路径依赖的方向起到关键作用。徐嵩龄指出黄山对于遗产应按“非营利”制度经营,对于非遗产类活动,则按市场体制经营;黄山应妥善地解决有关行政区划问题,进行区划体制创新。余凤龙等通过比较江西井冈山市和安徽黄山市行政区划调整对旅游发展的影响,指出区划体制调整对旅游业有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井冈山市正效应明显,黄山市应深化体制调整。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制约区域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方面的制度矛盾逐渐凸显,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新一轮制度创新。 3.6 其他领域研究 在旅游其他研究领域,也有不少学者分析制度对旅游某些方面的影响,但研究相对零散。当一个新制度的潜在净收益大于现行制度的净收益,即存在获利的机会时,就会产生制度需求和创新动机;但只有在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活动才会发生,建立旅游路线使用权市场的本质是一场制度变迁,阳宁东分析了神农架旅游线路专营相对传统旅游线路开发方式而言是一项制度创新。刘宝宏、贾跃千等分别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等理论,对旅游业中的小费制度安排进行了经济学解释和争论。李永文等、敖荣军等、黄隽分别就制度与旅游规划、旅游业外部不经济性、旅游产品等进行了相关性分析。 4 研究进展评述与启示 4.1 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与评述 综上所述,通过国内外关于制度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领域比较,可以显示: (1)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成熟,制度对旅游发展影响的重要作用日趋凸显,在此背景下,研究成果增多,研究领域扩大,研究程度也逐渐深入,视角从影响旅游发展的外在政策深化到行业体制的内外变迁。但是我国不同的旅游行业,制度研究的深入程度也存在差异,与国际上接轨较早和体制改革较早的旅行社企业、旅游饭店企业研究较早,也较深入,而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从产权制度等理论探讨旅游景区、旅游资源与遗产的开发、保护与管理等领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2)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展开了制度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但是总体而言,多数学者只是注意到旅游发展中的制度因素,将制度作为影响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背景和外在变量进行探讨,间接涉及制度与旅游发展的关系,专门而全面分析制度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文献成果不多,有的只是借用某些理论,探讨旅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研究过于零散且研究面较窄,难以客观解释经济的运行轨迹,特别是对于各种制度还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处于激烈转轨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3)国外学者比较集中于旅游发展政策、制度与可持续旅游以及制度变迁对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制度对遗产保护与管理以及旅游产业影响等领域的研究,国内学者对这些领域也有涉及,但更关注的是旅游行业与企业管理体制变迁、制度对旅游饭店、旅行社与景区行业发展以及对旅游资源与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影响等领域研究,大量的研究成果也集中在这些领域。两者研究的关注点差异,显示了在我国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下及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制度因素对我国旅游业发展具有更重要的影响。我国体制改革时间不长,旅游业发展的宏观和微观体制都不完善,且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旅游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旅游企业改制等方面都出现了体制性壁垒,因而,国内学者从制度变迁和创新角度展开了对这些领域的研究,研究有必要也有意义。相比较而言,国外旅游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和行业体制相对比较完善,研究多数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管理等视角开展旅游研究,而从体制角度研究相对较少,国外学者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体制变迁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相关研究赋予了浓厚的兴趣,是对此较好的注读。 4.2 研究启示 (1)旅游产业的发展仍然不是很成熟,受外在社会经济因子和内在机制因素影响仍较明显,一个完善的制度是保证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已有的关于制度对旅游发展影响研究比较泛化,难以从总体上刻画制度变迁对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轨迹,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实证分析时,多数是将制度作为外在因素予以考虑,无法考证一种制度安排对区域旅游发展是否有效应、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对旅游发展到底存在哪些效应等。 (2)目前,我国旅游业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政府主导型行业,制度结构与产业政策对旅游业发展影响很大,中国旅游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明显地与制度变迁相联系,然而,旅游政策的动态研究和适应性研究却较薄弱,体制外的专家学者更是很少涉及这一领域,导致在促进区域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中,弱化了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的效应,这也是旅游理论研究滞后于旅游业实践的原因之一。在我国国情的背景下,处于经济转轨期及对宏观环境高度敏感的旅游产业,如何在区域旅游发展中引进制度因素,合理地描述我国旅游发展的轨迹,解读制度环境变迁背景下的旅游发展绩效以及制度安排与创新的旅游发展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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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26 11:2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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